从新加坡客属会馆的变迁和发展看

客家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自我转型与创新变革

                                                           文:赖涯桥

  • 新加坡草创期的客属会馆新加坡应和会馆成立于1822年,由当时祖籍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属下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个县属出身者所组成(现梅州市涵盖了大埔和丰顺,共七个县城)。梅州旧称嘉应州,属下五县人士统称为“嘉应州人”。“应和会馆”成立宗旨在于团结乡人,联络感情,以谋求共同福利。嘉应州客家人的会馆,馆名何不以“嘉应会馆”命名而以“应和会馆”出现,创馆当时立意非常明确:“嘉应州人远渡重洋,异地谋生,凡事应以和睦共处,和衷共济,以和为贵”,可见应和会馆的名称源自“和”,因此突显“应和”两字而将之作为会馆名字。从中可看出草创期新加坡客家人结社的组织运营心态、核心价值观体系、族群间的人际关系展开和社会的价值行为规范要求。正是这些强韧纽结,历经了一百八十七年的风风雨雨,客家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仍然保持不变。
  • 客家人和新加坡之开埠

新加坡开阜是以英国人莱佛士1819年登陆为始,客家先贤则于新加坡开埠三年后筹建了应和会馆。应和会馆可说是新加坡第一个客家人社团组织,也是新加坡历史上仅次于宁阳会馆的第二悠久的地缘组织。从应和会馆的草创时期考察,足见1822年之前已有为数不少,且具有起码经济能力的客家先贤聚集新加坡。换言之,在英国人登陆新加坡之前,早已有客家人在当地进行农作物(如甘蜜等)和从事手工业(如打铁、打石、制鞋、缝纫等)经济活动。应和会馆的馆宇结构独特,内部画栋雕梁,龙飞凤舞,极具建筑美感。由于其历史意义和建筑设计,1998年被新加坡古迹保存局列为国家古迹。从建筑物的构图和布局,可找到草创期客家人的“中国感情”元素和生活方式的审美观。

  • 客家会馆雨后春笋般的创设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地政府除了大力引进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所发明的各种科技产品,如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外,更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上发展新加坡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首要战略中心;加之新加坡种植业在这个时候从甘蜜种植转为橡胶种植,新加坡经济随之腾飞发展,华人移民潮因而处在历史高潮的阶段。新加坡客家会馆组织相应潮涌而至的同乡流入而纷纷成立。1858年茶阳(大埔)会馆在靠近新加坡河岸的北京街创立、1870年惠州会馆在海山街创立、1873年丰顺会馆在惹兰苏丹创立、1883年三和会馆创立于美芝路,而永定会馆则在1918年在尼路创立。随后,1929年,八属客家人的代表会馆(嘉应五属和丰永大)共同召集,发起创办了客属总会(1949年8月23日正名为“南洋客属总会”)。南洋客属总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加坡的客属总会在会长胡文虎领导下,将新加坡、马来亚(马来西亚)、荷属印尼、英属缅甸客家人团聚在自己的周围共同谋求南洋(东南亚)客家人的权益和福利。

  • 草创期客家会馆的组织性活动

草创期的客属会馆的组织性活动是以庙宇、坟山管理和公开活动形式的秘密会党组织为主。当时的庙宇、坟山管理等均以广客联盟形式进行,如1824年设立的海唇福德祠和这个时期的青山亭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绿野亭义山。其后,客属会馆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坟山管理组织。1885年,丰永大公司开辟了毓山亭,同年,三和会馆开辟了三和义山;1887年应和会馆在荷兰路开辟了双龙山;惠州客属人士则和广帮在淡申路开辟了广惠肇碧山亭。1844年建庙的客属八邑福德祠望海大伯公则由丰永大和嘉应五属客家人共同管理。祠堂文化是客家人的历史文化资产和民系智慧,更是人际关系深化和族群凝聚力及向力的强大驱动力的空间存在。而坟山管理则高度体现了客家人的敬祖、崇拜祖先的信仰思想沉淀和互助精神的发挥。

  • 福德祠绿野亭公会

1824年(清道光四年)创办的福德祠绿野亭公会是广客两属人士为本属人士共同处理坟葬事务的一个组织。当时广属会馆有番禺、香山(今改为中山)、宁阳、冈州、三水、惠州、东安、肇庆、南顺共九间会馆派出十位代表担任理事。客属有应和会馆、大埔、永定、丰顺分别派代表,合共十位出任理事会。广客两属人士组成一个二十人的理事会,此组织形式至今维持不变。福德祠绿野亭公会是先有祠而后有亭,所谓“祠”即“福德祠”、“亭”即是“青山亭”及后期的“绿野亭”。时代虽然变迁,价值观已和以往不同,至今,广客两属会馆代表仍在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理事组织下,每年春秋两祭进行祭祀,隆重其事,成为传统祭祀活动。春祭和秋祭,类似宗教仪式,但其更实质性的意义,在于文化元素的深入和扩散,高度的突显敬祖、尊祖和不忘本之外,也赋予人们世世代代、时时刻刻端正本身的行为,律己求仁,建立品德修养,不做有损于祖先光彩的事物。

  • 客属会馆与学校经营管理

1904年,应和会馆领导人黄云辉、钟小亭等人认为,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业,会馆应兴办学校,让嘉应五属人士子弟接受正规教育。1905年,应和会馆创办了新学堂(其后更名为应新小学)。应新学堂是新加坡最早创设的新式学堂,当时学堂肩负传授新知识给同乡子弟的重任。1906年,茶阳(大埔)会馆创办启发学堂(学校);1923年,应新设立分校;1927年丰永大公司设立南同小学;1933年,惠州会馆设立东华学校;1936年,大侨学校(由大埔客属人士)设立;还有,1938年的励志学校、同年的一志学校、1939年的培材学校、1939年的民众义学(由南洋客属总会设立于会所内)、1946年的三和义学(设立在三和会馆内)、德光岛上的众多学校都是由客家人先后创办。客家人原具“耕读”生活情操,并深受“崇文重教”的文化气息熏陶,加以黄遵宪出使新加坡,力倡开启民智、广建学校,草创期的客家人在其影响下,无不慷慨解囊,创办学堂。

  • 客家人与“崇文重教”精神

早期新加坡的众多学校是由客家人热心创办,学校经费除学费外,不敷款项全由会馆的董监事和乡亲们热诚捐助。当时新加坡的英殖民地政府只注重英文教育,津贴英校,对华校则漠不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秉承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精神,先贤在办学上的心血,凝成了其后客家子弟的求上求进的学习热潮。客家人创办的学校在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教育事业推进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领头羊的作用。但很遗憾的,今天很多的民办学校已不复存在。在英殖民地政府时代,当政者侧重发展宗主国的教育(英文教育),包括客家族群在内的华人社会,不得不肩负起教育族群子弟的百年大业。新加坡独立后环境的变迁,社会的转型,价值观之相异,经济结构的重组,使华文教育的经营和维持陷入困境。

  • 客属会馆与新加坡社会的变迁和转型

新加坡众多的客属会馆,其活动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如其他的帮派血缘、地缘组织,积极集资出力为社群的“生死“不遗余力。但是在社会生态环境大幅度变动下,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在时代变迁,思维、价值观转移和国家认同下,不得不“变质”。此“变质”和客家族群的社会价值观转变有着极大的相关。当然客家族群一如其他族群的价值观转变和“国家主体性”、“国家认同”的要求是不可切割的。

  • 客家会馆和客家人转型的必要性

(一)新加坡已脱离了殖民地的统治形态,实现了“主权在民”。国家的命运直接掌握在国民手中。每一位国民肩负着建立一体化国家的艰巨社会使命。

(二)“方言认同”已因政府强力推展的“讲华语运动”冲击而淡薄,加以学校教科书以英文为主,英语经济地位的凸现,弱化了方言的社会功能。“方言链”在社会、家庭、所有人际关系中所构成的价值系统已不再受到重视。具有较大经济功能的普通话(即华语)超越了“方言”,在很大程度上,使早期成立的会馆失去了一定的生命力和活动号召力,“离心力”构成了会馆的存立的威胁。而在家庭里,年轻一代因语言选择的繁杂性造成的困惑、外国女佣交流时语言的直接影响,方言使用的机会式微,从而引起一定的社会代沟。其最直接的打击则是年轻一代的日常生活已鲜有会馆的影子。会馆过往的传统活动对他们来说,缺少了吸引力。“青黄不接”体现了现今会馆活动的困境。

(三)土地的工商业增值要求和社会经济的转型,使会馆经营管理的义冢(义山)被强制征用,作其他发展用途(如组屋、商场、办公室、交通设施建筑物等),加上土地面积有限,火葬代替土葬成为社会的一项必然选择,各帮派会馆经营的义山至此“寿终正寝”,除了一小片的义祠建筑物被允许保留活动外,“方言认同”最大的凝聚力组织形式的义山的不复存在,一如方言的减退,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国民精神的另一种创新。这就是:

  1. 讲普通话的新加坡人取代了以方言族群为中心的华人,两种语文(英语加上母语)的社会常态一旦定型,则可排除新加坡出现单一讲英语的非白人的现象。这不但能取得语言使用上的思维平衡,也能确保其经济价值。
  2.  国家为国民设想,“生死福利、文化教育”都纳入到政策管理上,“万民平等”也许是一种理念的最好体现。以上的这些变革,造成了客家族群与其他方言族群形成一体,在日常生活上更趋于“国家认同”。其结果,会馆不似早期,再难以具有强烈的族群向心力。反面,“国家认同”的不彻底,亦导致了部分的信念丧失游离的一群。其最具体的反映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等儒家的“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和互助精神,以及华人的传统价值观必须再度收拾和重新塑造。
  • 方言族群与国家认同

早期大多数的华人移民都有着情系中原故土的情怀,落叶归根的思绪支配着众多华人移民(包括客家族群)的内心世界。虽身在海外,仍眷念家乡的一草一木,尤其是华人移民中,绝大部分是清朝遗民(被国家遗弃的一群),受尽生活煎熬。清朝被推翻,建立民国后,依然不受本国政府保护并饱受外在因素的欺凌。所以,华人移民中,自然而然的萌起“民智”启发,普及教育,提高族群的社会地位外,很多积极投身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洪炉中。可以这么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包括抗日战争),大多数的华人都存有爱国爱乡的乡土观念。这里国家认同,可说是”中国认同“,而“国家认同”由直接、间接的由方言认同所形成的地缘、血缘和业缘组织发挥作用。

包括应和会馆、茶阳(大埔)会馆、丰顺会馆等所主办的民办学校在内,战前会馆管理的学校教科书和老师们在与学生进行沟通和实施启蒙教育时,无不重视这种爱国爱民(族群)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结果,关心中国比关心当地发展大。另方面,战前的华文报章,对华人移民的政治意识的孕育与茁壮亦扮演了催化的角色。

1898年创刊的保皇党的机关报《天南新报》、1905年的《南洋总汇报》,积极向华人移民宣扬勤王复辟思想,主张通过温和的革新途径救中国。而革命党人的喉舌报《图南日报》(1904年创刊)、《中兴日报》(1907年创刊)和《光华日报》(1910年创刊)则鼓吹武装革命。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潮,立场虽异,但宣扬以中国为本位的政治思想,对华人社群民智的启迪及“中国认同”起了相当程度的影响。此外,20世纪20年代,民办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虽属商业性报章,对华人社群的爱国爱乡思维和推动华人教育、华人价值观起了重要媒介。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新加坡社会政治体制从殖民地走向独立,社会结构的大转型和经济发展策略的配合,一如华校(比方应和会馆主办的应新学校受趋势影响不得不关闭),华文报章依然在讯息传达、民智充实上发挥作用,但爱国爱民观念已转向本土。“热爱新加坡”、“我们是新加坡人”通过报章逐渐渗透到年轻读者层,从而完全培养出不同于前辈的新价值观的一群。应和会馆作为社会的一个具有良知的成员,不得不调整本身的步伐。其最具体的转变则是会馆召开董监理事会时,以普通话代替客家话,浓厚的乡情已不复存在。年长者如此,年轻一辈则是更不受自己所属“方言族群”的心理束缚了

  • “国家认同”与“族群意识”并存的可能性探讨

“国家认同”(NATIONAL INDENTITY) 可作为如下的诠释:作为一 个认同于新加坡的公民,他必须自视为新加坡人,亦可自认为新加坡华人,前提条件是个人与国家必须浑然成一体,国家利益即是个人利益,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并积极参与全民的国家事务。同时,一如强制性的男性公民的国民服役制所要求的,一旦国家面临外来侵略,则每个人都必须毫无犹豫的执干戈、卫社稷、保家卫国。

新加坡独立后,几乎所有的新加坡人都确立了这种自我,也正是因为这种自我的确立,奠定了新加坡各种族间,和华人族群间的和谐、协调、共谋民生发展、国家繁荣。但是,在另一方面,包括客家族群在内的新加坡各个方言族群的华人,至今为止,仍以“炎黄子孙”、“华夏儿女”、“情系中原、根在河南”作为自身的代名词和祖籍所在。组团到族群出身地旅游观光时,亦打出回乡寻根的旗帜。这表明了“国家认同”外,民族渊源、文化渊源、方言的亲近性仍与祖籍国相通。在日常生活和同类型方言人群交往中,文化取向和价值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方言使用和被重视的空间。可以这么理解:当我们称自己是“新加坡华人”时,“新加坡”是国家的属性,而“华人”则是文化的属性。这当中,包含了“中国的”元素,但,却非指“中国”。由其鲜明的“独立”概念,亦即“非常新加坡的”。

“国家认同“与”族群意识”并存,看似对立矛盾,其实强化族群意识,突出族群传统的价值观要求,结合在国家凝聚力上,反而壮大其力量。以南洋客属总会、应和会馆、茶阳(大埔)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等目前所展开的活动内容进行观察,倡导让年轻子弟懂得讲和听客家方言,包括容纳其他方言群歌唱爱好者一起唱客家山歌、主办客家文化研讨会、主催客家文化展、客家美食节等,活动从表面上来说和“国家认同”似乎有抵触。其实,方言内涵中的价值理念和族群文化取向活动的结果更能团结族群,以更能被社会接受的价值理念融合在国家里,同时,也丰富了新加坡的软文化优势。

  • 客家会馆今后的转型发展

新加坡发展至今,社会体制、文化结构等已逐渐成型。我们已不太可能走回头路,亦即华社会馆或国家建立以华文华语为单独教学媒介的学校已不可能。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我们依稀存有华文华语普及的感情上强烈需求,也是一项不可抹杀的呼唤。客家会馆可通过各项文化活动(如研讨会、座谈会、讲座、读书会、辩论会、诗歌朗诵、山歌演唱、作文、书法、习字班等)推广华文华语的使用,掌握并引起年轻以北对这些方面的兴趣,更可以设立一如孔子学院的文化学术性质的组织,设立客家学院,在强化客家人的自我认识时,从历史深层去发掘客家人精神和客家文化,由此贯彻了华文华语和客家话的同时掌握,并打破代沟。在全球客家人的所在地设立客家学院,既能凝聚客家人的感情联系,更使不同层次的客家人能为自己深为客家人感到自豪的同时,和其他文化融合一起,扩大客家文化和客家人精神的理解之外,更能把客家人培养成具有国际意识、思维空间广阔的有价值存在的社会成员。不可忽视的是,全世界有很多学者、文化人、歌唱艺术家、建筑师、历史学者等都在研究、探讨客家学、客家文化、客家民居建筑美学等。各地客家学院(首先在新加坡)的设立,无疑使客家人置身于国际大环境中,更能突出本身存在的价值。客家会馆发展到今天,不能照以往的行事方式处理会务,否则,必然会受到社会发展大洪流的冲击。在会务活动中更多的带进文化元素、推展和提供有创意的、能触动年轻人创值冲动的思维性活动的空间和人群关系,才能给会馆带来21世纪持续生存发展的可能,并为国家的软文化实力的增强作出应有的贡献。

  • 创新与变革-企业的持续性发展

新加坡客家人除文化教育和法律服务行业外,所经营的事业大多数为服务业(如典当行、药材店、眼镜店、洋杂货店等)、手工业(打铁业、洋服业等)、中小型制造业(鞋厂、皮革业等)。类似于其他华资企业,客家人在所从事的行业中,一般的技术含量都不太高。华人企业(包括客家人企业在内)较少重视产品品牌的建立和企业形象的塑造,也完全忽略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吝于研究开发上的投资、不注重管理思维确立和合理化管理体系等。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今天,客家人应该秉持强韧不拔的开拓精神,变革求新的意念,在不忘本身为客家人的同时,放眼世界、积极融入到所在地的经营文化熔炉中磨炼自己,进而影响周围全体,建立起强大的客家文化艺术和经营圈,为国家社会创造财富,并增值自己的事业。                    

       《本文摘自南洋客属总会80周年(2009)纪念特刊》

 作者简介:

赖涯桥教授PBM,新加坡出生的客家人,在本地完成12年中小学教育后负笈日本,前后留学日本10年,主攻经济学,专长于“亚洲社会近代化比较”,现在本地一家日资企业长期担任高层管理。他除了日常业务之外,也在本地大专学府担任企业经营管理教学工作。20141月起,兼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商务硕士生班客座教授。同时,他也是本地活跃的知名政治和时事评论员。